大国大城
上部 大城之困
第一章 中国经济的欧洲化
希腊为什么借钱？
如果从经济逻辑出发，欧洲债务危机的根源是两大因素：一是市场分割，二是统一货币。欧债危机触及了欧元区的深层次矛盾：当结成欧元区的国家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时，统一货币的麻烦在欧债危机中尽显无遗。
在货币一体化的区域（或者国家），人口自由流动是必需的，否则，地区之间的劳动生产率趋同就难以实现。欠发达地区劳动生产率较低，如果人又没有流动起来，社会福利、公共服务的支出却是刚性的，工资调整又面临障碍（如果真让工资与劳动生产率完全对应则引起地区间收入差距），想通过货币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也不行，于是，靠举债来弥补收入与支出之间的差额就难以避免。
大国优势是什么？
第一，大国有可能借助规模经济而发展“战略性产业”。
第二个方面是技术创新
第三个方面就是公共品提供
第四个方面就与现代服务业有关了。现在世界上真正有实力的国家，它的竞争力都集中在所谓现代服务业中，而标志一个国家实力的，基本上就是金融、医疗、教育、文化这几个行业
第五：分散风险、收税，安全
中国有什么难题？
第一，户籍制度，劳动力流动不充分
第二，建设用地指标的分配虽然也要考虑不同地方不同的经济发展需要，但总体上采取了平均主义的方式。
第三，中国资本市场存在分隔，不同省份的跨省投资存在壁垒。
统一市场与负债？
中国经济的一系列结构性扭曲现象与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有关。受到户籍、土地和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影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受阻，并远远落后于由资本积累推动的工业化进程。在“大国”的意义上，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城市具有不同的地理、自然条件和人力资本水平。如果生产要素能够充分自由地跨地区再配置，那么，不同城市将能够有效地形成差异化的分工体系，生产要素的地区间配置效率能够进一步提高。更重要的是，在资源跨地区再配置的过程中，一些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将形成经济集聚的趋势，并能够进一步发挥规模经济效应，提高劳动生产率。
经济学的道理告诉我们，借债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债务的增长速度超过收入的增长速度，对于个人而言，这就意味着无法还债，最终是要破产的。对于政府也是一样的道理
如果没有足够快的实际经济增长让政府有足够多的税收用于还债，那么，就只能通过通货膨胀来提高价格，而通货膨胀本质上就是对老百姓征税。正是因此，我要提醒读者，不要认为中国在表面上不会（或很少）出现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大家就安全了。实际上，如果地方政府没有能力自行偿还债务，又不能破产，那么任何形式的地方政府债务，最后都是要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一起还的，不是通过税收就是通过通胀。
请注意，中国各个省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毕竟只是一国内部地区之间的关系，中国要谨防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即在对待生产要素（特别是劳动力）跨地区的流动这一问题时，各个地区都采取“国家间”的思维模式。否则，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公共利益”将会严重受损。中国已经到了呼吁每一个省、每一个市、每一个县、每一个人放弃本地思维，顾全公共利益的时候了。
总结：本章所说的核心观点是，中国的生产要素各区域流动能力不足，包括投资、人口流动、建设用地分配。与欧洲本质的不同是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有着相同的文化、政治制度。因此，中国应该避免个地区采取‘国家思维’，而是应该推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从而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
第二章 在集聚中走向平衡
集聚中走向平衡是什么？
他们的基本结论可以总结成两句话：第一句话是，所有实现了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国家都是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国家；第二句话是，凡是通过经济资源的行政性配置去追求地区间平衡发展的国家没有一个成功的。这里面就蕴含着一个非常基础的经济学原理——生产要素流动会使得要素回报均等化。
区域经济学的精髓就是一句话：“在集聚中走向平衡。”当我们讲到地区差距和区域间平衡发展的时候一定要区分两个概念，第一个是总量的差距，第二个是人均的差距。对于经济增长和地区平衡来讲，我们需要的是人均意义上的增长和平衡，不是指总量意义上的差距缩小（即均匀分布）。把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都做成跟上海一样大，有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同时这也违反经济规律。真正有意义的是地区之间的实际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的差距缩减到最小。
为什么要自由移民？
舌尖上中国卓玛的故事。自由移民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从长期来看，只有自由移民才是缩小城乡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有效方式。我再次强调，在统一的货币区内，地区间的劳动生产率趋同是必须的。在中国，地理与政治是一对矛盾，经济开放和工业化使得地理的作用越来越重要，经济向沿海地区集聚成为一种趋势，然而，地方间的政治逻辑却使得每个地方都想最大化自己的经济规模，从而阻碍着生产要素的流动，成为一种反市场的力量。
为什么国家间的收入均等化没能实现？
统的经济学分析通常有两个假设，边际收益递减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有了这两个假定，地区间和国家间的收入水平在长期一定是趋同的。原因何在？因为传统经济学的两个假设都不太符合现实。
提高贫困地区的收入方式？动人还是动钱？
如果你相信国际贸易和市场接近度对于经济发展是重要的，地理就是重要的。如果地理是重要的，发展政策和追求区域间发展水平差异收敛的正确选择应该是“动人”为首选，“动钱”（财政转移支付）只能是建立在“动人”的基础之上。
当劳动力没有办法实现国家之间自由流动的时候，缩小国家间差距有一个办法，就是用贸易的自由化来替代劳动力流动。
3D是什么？
D——Density（密度）、Distance（距离）和Division（分割）
规模经济体现为三大效应是什么？
第一是分享（sharing）：就是饭店多了，客流也多了
第二个效应是劳动力市场的匹配（matching）：大城市好招人
随之而来的第三个效应是学习效应（learning）：就是我之前说的集聚效应，大家共同进步
3M是什么？
先说土地。土地在自然属性上是不流动的，但是，土地的使用权却是可以流动的
资本流向短缺的地方而拥挤、污染和犯罪就是《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讲到的三个M——Time、Grime、Crime。只要把这三个M的成本降下来，一个城市就可以不断提高它的宜居程度，从而不断地壮大。至于城市的极限，其实不是天然给定的，而是取决于日本人中有多少愿意承受高房价而生活在东京，不迁移到其他城市。
本章作者的提出的政策总结是什么？
在城市层面：要强调规模经济，要尽量减少三个M的成本，最大化城市发展带来的收益。
在地区层面：地区之间要着眼于生活标准的均等化，而不是经济规模的均等化，不是经济资源和人口的均匀分布。
国家层面：以国际贸易代替劳动力流动；对高技能者的流出设置障碍，或者对高技能者的回流提供额外支持
总结：作者首先纵观历史规律，提出了区域经济学的精髓：集聚中走向平衡。那么如何才能集聚，这就需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作者回答了自由’移民‘的好处，以及规模经济的优点。并讨论边际收益递减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不太符合现实，国家间无法自由移民，那就需要通过自由贸易来达成收入平等。
第三章 打破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
统一、效率，平衡可以同时实现吗？
统一、效率和平衡三件事同时实现是不可能的，作者把这种内在的冲突称为大国发展的“不可能三角”，而如果要破解这个“不可能三角”，就必须改变“平衡”的定义，将经济资源和人口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转变为人均GDP、人均实际收入和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平衡”，而这种人均意义上的平衡恰恰是可以在人口自由流动的过程中实现的，不需要大规模地采取行政控制的手段来对人口流动进行限制。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来看，随着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口集中在少数地区，城市人口的空间分布会出现不平衡的现象。以此为依据，可以推出统一、效率、平衡之间的关系：在一个由市场主导、兼具政府干预的城市体系，一定在统一、效率、平衡之间存在某种冲突。（请注意，我再次强调，这里说的“平衡”确切地讲是经济活动和人口的均匀分布。）这就是我所说的在大国发展里存在的“不可能三角”。
世界是平的么？
不是，发达国家的经济集中在主要几个城市，但人均GDP是大致一致的。而中国应考察胡焕庸线右边，那里生活了93%的中国人。但那里并不是呈现一种聚集态势，比起发达国家中国还要有很长的路需要走。
以效率换均匀的代价是什么？
前面我说过这样的道理，如果要在一个大国内部同时实现统一、效率和资源均匀分布意义上的“平衡”，这是不可能的。反过来说，如果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违背市场规律，追求经济资源的空间均匀分布，一定会带来效率恶化。这里，我不得不再次强调，我指的“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违背市场规律”是指那些违背欠发达地区比较优势的生产性投资，而不包括必要的用于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
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原理是，经济的持续增长必须依靠效率的不断提升。如果仅仅是由投入增加带来的经济增长，而没有效率提高的话，这样的增长是没有竞争力的，从而也难以持续。
总结：作者这里说了一个观点，效率、平衡、统一无法同时实现。因此一定要有取舍，这也说明了，制定统一、效率、平衡的政治是不可能的。统一是必须的、提高效率也是必须的，因此就一定会导致经济活动和人口的不均匀分布。作者本章就是想说明，这是正常现象，符合经济学理论，因此不必担心。
第四章 警惕“扭曲之手”
区域发展的公平性原则是什么？
在公共投资和公共财政方面如果既要效率又要公平，从而获得一个全国人民一致赞同的方案，那么就必须实施一个政策组合，其中有三个构件：第一是公共投资的效率原则，第二是人口的自由流动，第三是向没有享受公共投资好处的地方进行适度的财政转移。
土地和户籍制度联动改革是什么？
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已结束，劳动力供给增长将放缓，而人口的老龄化也会带来国内储蓄率的下降，这将使得中国的经济进入一个中低速增长的时期。但是，我一直坚持认为，中国当前存在的问题也同时蕴含着巨大的机遇。长期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依靠教育，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劳动生产率还有一个不应忽视的来源，那就是城市化和区域格局的调整，这是被很多中国经济研究者严重忽视的问题。中西部更多地保留耕地，沿海更多地发展工业，中西部的大量劳动力再进一步向东部转移，并与户籍制度一起联动改革，让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在沿海转化为市民，实现用地指标和劳动力一起再配置。这样，中国下一轮的经济增长就可以同时提升速度和效率。
劳动力真的短缺了吗？
城市出现招工难，农村出现空心村，这两个现象同时出现，真的说明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吗？不是这样的。在城市化率刚刚过半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正在步入后工业化的阶段，服务业的产值刚刚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体力要求低于制造业，年龄偏大的劳动力或者女性仍然有在城市里从事服务业的就业空间。
未来，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对于年龄和技术的要求将不断提高，这会使得年轻的男性劳动力，甚至接受过较好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回流到农业当中去，以适应农业对于体力和技能的更高要求。
人口流出是坏事么？
换个角度看，人口流出是好事。中国是正处在城市化进程当中的国家，“空心村”的出现和人口从一些省份迁出，恰恰是人口在空间上优化配置和重新分布的结果。如果城市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带来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就必然会在农村出现人口减少的现象，而在当前，一种表现就是“空心村”的出现。对于“空心村”，政策上要做的事情并不是运用行政的力量阻止人口流出，而是应该去顺应这个过程。一方面，让那些寻求更高收入和更好就业机会的人，按照他们的意愿流动到他们想去的地方。而对于那些不想流动的居民，当然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保证他们在农村的家乡拥有最基本的生活质量，特别是为留守的老人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和生活上的关爱。
应该看到，地方政府也有他们面临的激励机制的困境。如果政府管理模式一味强调地方的GDP总量增长，那么人口流出当然会对地方官员产生压力。中国早就该放弃GDP指标的考核，即使不完全放弃也应该尽早作出调整，应该从GDP总量增长的考核转变为人均GDP的考核。
中国需要怎样的产业升级？
于是，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出现了产业升级，但这种产业升级主要不是因为劳动者变得更聪明了，劳动者也不可能在短时间里突然长了智慧。说得再具体一些，在我调研的一些产业和企业，并没有出现产品的升级换代，而只是生产方式更加倾向于资本密集型了。
好的产业升级是建立在劳动者技能提升的基础上的。劳动者的素质普遍提高，他们能生产的东西不一样了，出口的结构就会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这种类型的产业升级一定伴随着劳动者收入的同步提高，如果当前中国的产业升级普遍是这种类型的，那么，在宏观的数据里就不会出现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持续下滑的趋势。
一个有严重资源错配问题的经济，是迟早要出事的
在中国由地方政府推动的产业政策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从短期来讲，地方政府用市场分割的方式保护本地企业，似乎的确对本地的增长有好处，但是从全国来看，中国经济却陷入了一个“囚徒困境”——每一个地方政府采取的地方主义的理性行为，都导致了巨大的集体非理性，那就是体现为产能过剩、妨碍竞争和产业小规模化的各种效率损失。
转变发展方式为何那么难？
换句话说，即使要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发展，正确的方式也应该是投资于“人”，而不是直接投资于生产。这与前文说到的区域发展政策的推论是完全一致的：不要盲目投资于产业，特别是偏离比较优势的产业，要投，就投在人身上。
这下明白了吧？地方政府热衷于用争取投资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方式来推动本地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和广大社会公众也迷信投资和政府干预是有利于改善欠发达地区的增长的。在短期内，这的确不错。但是，错的是，经济增长的效果是个长期问题。
于是，一个可以预见的趋势是，在城市里将出现收入的“两极分化”：高技能劳动力可以获得参与全球竞争水平的收入，低技能劳动力只能在本地竞争中接受低工资。
我在本书中反复说的一个道理是，城市里的工业和服务业才是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来源，城市化才是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和教育回报的长远之道。
总结：本章实际上是对当今中国，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阻碍进行分析，这当然是国家政策上的阻碍了，也就称作扭曲之手。正是这些扭曲之手造成了中国现代的一些经济问题，甚至社会现象。作者首先讨论区域发展的公平性原则是什么，再谈政府的政策并没有考虑到人口自由流动的公平性。因此应该尝试进行户籍制的改革，并讨论了土地和户籍制度联动改革的优点。然后作者回答了，如果这些劳动力自由流动后，会导致有些省份（比如东北）人口净流出为负数，然而这并不是坏事。最后作者讨论了产业升级问题以及回答转变发展方式为什么那么难。到这里扭曲之手如何扭曲的本质已经一目了然：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
下部 大城之解
第五章 大城市不死
城市规模扩张的好处是什么？
只有大城市，才可能提供更多元的文化和更多样的消费服务。城市发展的好处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所谓“人力资本外部性”。就是大城市长见识。
活在城市还是，生活在城市？
与发达国家新的城市发展理念不同的是，中国的很多城市仍然醉心于打造“花园城市”。如果将“花园城市”理解为花团锦簇、绿树成荫，这本身并不错。问题在于，很多地方将“花园城市”理解成了低密度和宽马路，特别是在新城建设中盲目追求宽马路、大广场和大的绿化带，这就错了。
“以业控人”对吗？
有些城市出于直觉，认为应该“以业控人”，在城市里要“淘汰落后产能”，而有些城市甚至采取切实措施，“清理低端产业”。不对，第一个原因，劳动分工。第二个原因，人力资本外部性。第三个原因，消费的外部性。
大城市应该怎么样吸引人才？
一个定位为国际大都市的城市，要吸引人才，靠的应该是服务和生活环境，这样的城市需要花力气吸引的人才不会住不起公寓。
总结：本章核心讲述的观点就是，大城市的聚居发展过程并不会想很多人所想的那样，会撑爆城市。城市规模扩张是有诸多好处的，比如人力资源外部性。那么城市通过以业控人是不对的。大城市应该提高服务和生活环境来吸引高科技人才。
第六章 全球视野下的大城市
中国城市发展对比其他国家城市发展是特例么？
中国城市发展，并没有其特殊性，而中国经验再次证明，地理对于城市发展的影响是决定性的。但放眼全球，极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把城市的人口作为政府政策调控的指标，大部分的国家基本上是把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从而使人口成为一个城市未来制定公共政策的预测目标。
齐夫法则（Zipf’s Law）是什么？
根据这一法则，一国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三倍，依此类推，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N大城市的N倍。按照作者的说法， 上海人口远没有达到预测值，这说明上海并不是太大，而是还是太小了。
特大城市的人口会一直增长下去吗？
作者通过研究日本东京的历史，去说明城市化人口可能一直增长下去，或者不增长下去。会增长也是缓慢的增长，就像现在日本东京一样，人口仍然缓慢的流入。不会增长是因为近些年来发生在西方国家的“逆城市化”进程，很多人工作在市中心，而生活居住在郊区，也有很多人选择离开大城市。
不管怎么样，中国特大城市的人口继续增长，这是一个阻挡不了的趋势。如果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按过去规划的人口规模来提供，而实际的人口规模远远超过曾经的规划，就会造成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短缺。
总结：本章作者通过研究历史上的日本东京和其他西方主要国家的城市化人口发展规律，说明了中国的特大城市人口还会增长下去，因此，政府应该做正确的人口预测，之后加快基础设施和服务的建设发展，而不是仅仅通过行政手段去限制人口的进入。
第七章 城市化之辩
中国人口过于集中了吗？
那么，中国今天的集聚度太高了，大城市太大了吗？人们往往凭直观感受说“是”，但是，数据给的答案是否定的。在我与同事的研究中，我们发现，199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之间GDP规模的差距的确在明显扩大，但是，由于劳动力流动仍然受到户籍制度的限制，城市建设用地指标的配置又受到全国规划的制约，中国城市之间人口和建成区面积的差距却没有明显扩大。
人口规模：城市的承载力还是生命力？
人们习惯于用一个数字来表示城市的人口承载力，却看不到人口规模不断突破“承载力”恰恰体现了城市的“生命力”。物理的承载能力是达不到的，因为在这之前就会有价格进行制约。而公共服务的承载能力也在慢慢的向前进，因此上海还没有达到承载能力的极限。
外来人口是负担还是财富？
当然是财富，因为他们会给未来的你’养老‘
农民工市民化的钱哪儿来？
市民化是有成本的。事实上，当前实施市民化政策的成本被严重高估，导致其被高估的原因是我们在认知市民化成本方面存在几个严重误区。一是在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时，忽视了一个最为基本的经济学原理——公共服务是有规模经济效应的。二是在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中进行了大量重复计算，造成了成本核算的虚高。三是在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过程中不应以总支出额来计算其成本，而应以年度新增支出流量计算。四是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应严格区分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不应将个人承担部分计算在成本中。五是核算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应当核算其净成本，应当考虑市民化带来的经济收益。
城市化会遭遇耕地瓶颈吗？
不会，但是政策倾向应该允许农民的宅基地进行交易。
城市长大了就真会“生病”吗？
拥挤的坏处（比如高房价）很容易被人感受到，但拥挤的好处却往往被忽视。主要是环保作用。
何为宜居城市？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政策学院开展的全球主要城市的宜居指数排名要“人性化”得多。这个排名的出版物在一开始便宣称，“如果要清楚什么因素构成宜居性，那么就要首先了解什么是人性”。换言之，生活方式越是与人性一致，这样的城市才越宜居。
总结：很多人错误的认识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此作者本章的目的是去解释这些被误解的问题。比如中国人口国语集中了么？承载力突破了么？外地人进来是好是坏。农民市民化成本太高了？大城市难道不宜居么？本章我觉得最精彩的是关于是否宜居的争论“,如果要清楚什么因素构成宜居性，那么就要首先了解什么是人性。换言之，生活方式越是与人性一致，这样的城市才越宜居
第八章 城市社会分割之困
城市社会分隔有哪些社会问题？
1. 农民工健康损耗效应
2. 公共服务歧视
3. 户籍制约了消费
4. 大城市收入差距变大
5. 户籍制度成为身份
6. 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
为什么户籍不能成为身份？
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里，发展就等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而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我们只是把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放到城市内部，形成了所谓“城市新二元社会”。我们针对上海的研究还发现，没有本地户籍的人口还出现了聚居的现象。应该警惕的是，这种居住区分割的问题如果延续下去，将使外来居民的下一代的成长环境和教育条件更差，造成贫困的代际遗传，并加剧因身份而形成的裂痕。快乐感不同，作者举了车道的例子
会说本地方言会有回报么？
本地方言能力是否能够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这是因为方言能力的确增强了经济信息的交流，还是因为方言成了一种有关身份的信号发送机制呢？在中国的大背景下，由于普通话是绝大多数人共同使用的交流语言，因此，本地方言能力主要起的不是交流经济信息的功能。即使一部分本地居民不会说普通话，只要外来居民能够听得懂本地方言，就不影响信息交流。
总结：本章作者提出了，城市化社会分割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有的应该通过政策解决，有的是城市化过程的正常显现。比如户籍制度应该改革，而大城市收入差距变大是正常现象。本章对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方言回报理论，因为这个我深有体会，曾经学习过成都话，也是为了融入当地生活中。
第九章 向“城市病”宣战
“城市病”的产生原因是什么？
并不是人口的增长产生了城市病。
交通拥堵问题：在中国城市，往往是城市扩张的同时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职住分离，结果加剧了拥堵，但这和人口增长还不是一回事。
犯罪率高：用控制人口的方式来控制犯罪是非常愚蠢的。三个因素：不平等、出警状况和监禁率。换句话说，犯罪是一个公共管理问题，如果运用合适的政策缩小不平等，加强打击力度，犯罪就可以得到有效治理
治理方法？
治理“城市病”：宜疏不宜堵。面对“城市病”，我们能做什么？如果总结一下的话，第一，应该尊重需求，增加供给。第二，调整产业结构，鼓励环境友好型的生活方式。第三，技术更新和管理创新，这包括了新能源采用，以及监管、税收手段的使用。第四，职住平衡，将一部分就业疏散到郊区——不是所有服务业都需要集中在市中心。
总结：本章作者提出了一些城市病的产生原因，以及治理城市病的指导原则。
全文总结：
阅读之后你应该明白：作者的核心观点是什么，如何论述的。这里面哪些你印象最深刻。如何指导你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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